水利部今年投产水电装机总规模近50万千瓦

按照十九大的基本精神，应积极地把税制改革任务进一步向前推进。

改革开放之初，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学术界反复研究，最后认为是农村。当时最时髦的方向是建筑材料，经济要发展，各地都想修房子。

什么东西都抢购，整个经济就乱了。所以，改革从哪儿开始？就从这儿突破。这个消息传开后，有领导同志问我，你为什么提出不能放开价格？为什么提出必须走产权改革的道路？我当时的理由有三。这样一来，这个事情终于可以实行了。因为农村跟城市不同，无论经济怎么困难，票据能够给城市一些优惠，但农民是没有粮票的，一旦粮食短缺就只有挨饿。

上市怎么补偿呢？按照市场规则来做，效果好的10配4，效果中等的10配3，效果差一点的10配2，这样一来这个难题总算解决了。这些还不够，还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设立了经济特区。一个事实是：上帝创造的人并非人人天赋平等。

本文来源：陈志武论谈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资本 货币化 。第二，为不幸运者提供底线社会保障，确保每个人能够享有体面生活。以前我们倾向于接受皮克迪教授的观点，即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革命，不患寡但患不均。在这个层面，我们或许能清晰看到：19世纪以来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国家不是法国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而是在财富分配更不平等的美国。

这些公司的市值显然不是因为它们占土地多少、楼房实物资产多少来定的，而是对这些公司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货币化结果，是对未来定价的结果，不是基于过去成本投入、土地投入、劳动时间投入的多少而定的。所以，收入集中度的提升跟拼爹时代不是一回事。

看到皮克迪教授《21世纪资本论》，我们会本能地想到要通过制度调整，去强行纠正收入分配，而忘记在现代经济体里最为根本的是消费分配，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财富分配结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谈到，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只要社会保障体系让低收入群体能体面生活，富有者的金融财富增多之后更多是一些让人感觉良好的数字而已。以前只是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电脑，在竞争带来的价格大跌之后普通人家的子弟也能用得起。新兴行业也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消费均等化，特别是在缩小不同收入人群间的知识与信息鸿沟方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当前在美国，10%最富的人掌握了全社会48%的财富，而1%最富的人掌握了20%的财富。所以，对于现代社会，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并且低收入人群也能有体面生活，其他差距不一定只是坏事。如果我们查看1913年之前的媒体和学者的评论，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那时期富国人均收入已经是穷国的10多倍，给中国、印度等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压力，并且也给后者提供了许多可轻易照搬的成熟技术等后发优势。也就是说，在金融化使财富创造不再是零和博弈、财富分配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不能再像人类社会货币化之前那样看待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因为现在的收入差距跟之前不是同一回事，不完全可比。

在皮克迪教授看来，现有的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同理，以黄金、银子作为成功、财富的唯一度量，最终也会限制能者的激励，因为这些实物的东西也是有限的，是不能再创造的，会限定世界财富总量。

即使到了农业社会，多数时期生产为自给自足，货币化交易占比很少，虽然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开始分离，但三者之差不是特别离谱，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基本相当，尤其是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基本一致，研究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基本等同于研究消费差距。同时，因为没有货币、没有市场交换，收入以猎物、果实的形式表现，所以，收入基本等于消费，收入分配结构就是消费分配结构。

其实，在原始游牧社会时期，因为没有剩余就无财富分配而言，人口稀少，土地、资源到处都是，也无所谓属于谁的私有财富，所以，只有劳动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可是，随着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化，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变革大大加快货币化和金融化发展之后，过去两个多世纪里，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不再是同一回事，相互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因为金融资本比土地和工业资本具有更加快速、更加低成本的流动性，所以，一旦发现高收益预期的投资机会、创业机会，金融资本家可以比土地资本家、工业资本家更轻松地将资本投于其中，能更快更多地赚取数倍的投资回报，也能轻易地跨越国界流动。在笔者1986年刚到美国时，感受最深的事情之一是：在那里，你很难根据一个人的穿着和吃的东西判断他的财富水平，因为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能有钱买到差不多的基本生活品。在2013年发表的一份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芝加哥大学Meyer和Sullivan两位教授发现，从2000年到2011年底，美国最富10%跟最穷10%的收入比累计增加了19%，原来前者的收入为后者的5.3倍，最近上升到6.4倍，也就是收入差距恶化了近五分之一。第三，通过更加自由的货币化、金融化，给能者提供最大化发挥潜力的正面激励。

道理在于：一个人不会因为他是亿万富翁而每天吃100顿饭或者大热天穿100件衣服，吃多了会发胖，穿多了会过于麻烦、也太热。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土地分配不再被看成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马克思观察并判定：工业资本的分配结构才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拥有厂房、机器设备等工业资本的人必然会占有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份额，而劳动者的所得占比只会越来越低，让工人阶级走向长期贫困，也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否过多打击了穷人、帮助了富人呢？从2007年底到2011年的四年危机高峰期，最富10%跟最穷10%的收入比从原来的5.8倍，上升到6.3倍，收入差距恶化了，而两者的资费比从4.3倍下降到3.9倍。从消费的角度看，不平等的现象没有恶化，反倒在改善。

正因为富人的财富占比受战争打击最大，尽管他们的劳动工资收入占全社会工资收入的比重在二战后和一战前基本一样(6.2%)，但资本收入的重挫使最富1%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从一战前的19%，下降到二战后的8%。相对于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富人和穷人的消费都因危机冲击而下降，但富人的下降幅度更大。

可是，最富10%人的消费跟最穷10%人的消费比同期间下降了，2000年时前者的消费为后者的4.2倍，最近下降到3.9倍。腾讯股权、阿里巴巴股权所代表的金融财富不是靠取代或挤压其他财富所得，是中国财富的纯增量。货币化惹的祸？ 人类不断地货币化与金融化，把消费分配跟收入与财富分配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使这三者不再是一回事，也使得财富差距拉大了。第二，旱灾、水灾、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会短期冲击收入分配，但会更加广泛、深入地打击财富分配结构，财富越多的家庭受天灾人祸尤其是战争的冲击就越多，因此天灾人祸时常使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出现巨大分化。

也就是说，用实物作为财富的度量和成功的象征，只会把商业、把财富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零和博弈下的创业难有价值创造。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三口人的家庭需要存满3亿元才能完全防范这一病毒，否则，如果全家三人都感染上，就会给全家的财富和收入带来极大冲击，消费会难有着落并挑战生存。

在价值的度量衡被信用货币化、财富被金融资本化之后，由于信用货币量、金融资本量不受实物量的制约，社会的金融财富总量是没有上限的(就像从中国金融财富总值在数量级上不断上升中所看到的那样)，每个人可以追求的收入与财富也没有上限，尤其重要的是企业家、创业者所能得到的财富不一定是以挤掉别人的财富为前提，而是纯粹的新创造。因此，当经济完全实体化并禁止货币化时，等于给每个人的收入追求和财富追求设定上限，抑制天才最大化发挥潜力的动力。

可是，过去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工业资本分配不平等并没有将人类带向毁灭性革命，资本主义继续调整适应至今。假如一种病毒一旦感染上就需要1亿元才能治疗好，而每个人每年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感染上，也就是说每人每年有10元的预期治疗费。

那么，金融资本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差距是否会最终把人类带向革命呢？是否真的是这次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说金融化与现代技术带来的赚钱方式变革只是肥了金融资本家，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利益。而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富分配上。那样，创业、商业就都成了零和博弈。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会为贫富差距担忧，尽管回头看，过去许多担忧是多余的。

到底该如何理解现代经济下的贫富差距？现今的贫富差距有多少是制度所致，多少是现代经济的客观本质所致？世界的未来真的像皮克迪教授所预言的那样？ 我们必须看到，皮克迪教授研究的两个多世纪中，财富分配持续恶化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段：19世纪后半期到1913年(第一轮全球化)和1980年至今的30余年(第二轮全球化)。这些无疑有利于促进人类的生活水平和发展机会的均等。

于是，在今天的世界，谁掌握更多的金融资本，谁就更能在收入竞争中胜出。比如，假如土地的多少是个人成功和财富的唯一标准，也是财富的唯一载体，谁拥有的土地多，谁就是社会中更加成功的人士。

在那时期的李嘉图看来，随着人口和产出的双增长，土地只会变得更加稀缺，土地价格和租金收益只会越来越高。那样，人的成功不再以货币收入、金钱财富多少体现，而是以赚了多少斤肉、多少斤鱼、多少斤粮食、多少件衣服、多少间房子来衡量。